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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经贸摩擦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几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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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永中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近来,中美经贸摩擦进一步升级。美国继对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的关税从10%上调至25%后,又动用国家力量对华为等中国的高科技企业进行断供打压,妄图通过极限施压的方式迫使中国屈服。中国采取了一些必要的反制措施,如对美国600亿美元输华商品加征5%-25%不等的关税,警告对美国的稀土产品出口实行管制,并建立“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在当前,中美之间的经贸摩擦将趋于长期化、反复化和尖锐化。中国应妥善理性应对,积极出台政策措施缓解甚至消除经贸摩擦对国内经济造成的负面冲击,坚定不移地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促进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协调、持续和稳定发展。

    理性看待当前的中美经贸摩擦

    中美经贸摩擦问题高度复杂,既外在表现为两国经贸领域的利益分歧和政策关切,又内在决定于综合国力的竞争、高科技创新制高点的争夺、经济发展体制模式的竞赛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对立等深层次因素。中美两国自1979年建交以来,基于经济结构的高度互补性,双边经贸关系快速发展,形成了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经贸格局,互为对方最为重要的货物、服务贸易伙伴之一,并成为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压舱石”和“稳定器”。目前,美国是中国最大货物出口市场和第六大进口来源地,是中国第二大服务贸易伙伴,而中国是美国的第二大服务出口市场。中美互相开展了大规模投资。截至2017年底,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存量约830亿美元,在华美资企业约为6.8万家,而中国对美投资存量约670亿美元。中国外汇储备大量投资于美国金融资产,持有约1.4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和机构债券。

    毋庸置疑,贸易失衡是威胁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发展的一个长期隐患。这一问题之所以长期引而不发,一个重要原因是双方均能从贸易中获利。对于中国而言,向美国出口大量商品,可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挣取大量外汇;通过“边干边学”效应,不断提升企业的技术水平和国家实力;利用积累的大量外汇储备,鼓励国内企业“走出去”,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对于美国来说,利用美元的全球关键货币地位,通过征收“发行铸币税”的方式(印刷纸钞),大量购买中国生产的质优价廉的商品,既可满足美国国内消费者的需求,又能降低其物价水平;可向国外转移其不具竞争优势、附加值低、环境污染较大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集中精力发展高附加值的先进制造业、科技行业和服务业;中国积累的外汇储备回流美国,大量投资于美国的国债和机构债券,降低了美国政府、企业和居民借贷的利息成本;将中国纳入美国主导下的国际分工体系,期望通过接触的方式来影响中国政治、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方向与进程。

    中美经贸长期存在着一些分歧和摩擦。中方关切美方履行市场经济待遇(在对华反倾销调查中停止使用“替代国”做法)、滥用贸易救济措施、对华高技术出口限制、对中国企业赴美投资给予歧视性审查等问题,而美方关切货物贸易逆差、知识产权保护、营商环境、财政补贴、产能过剩、产业政策等问题。以往,中美双方通过谈判磋商基本能缓解分歧和摩擦,继续推动经贸合作向前发展。

    当前,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发动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贸易摩擦,一个直接的动机是,利用极限施压的方式,打开中国市场,获取经济利益。美国政府要求中国扩大美国产品的市场准入,大量购买美国的商品,大幅减少中美贸易差额,同时要求大幅放开投资准入壁垒,保护美国企业的知识产权,以帮助美国企业抢占中国市场,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美国挑起经贸摩擦背后更为重要、更为深刻的动因是遏制中国的崛起,打压中国的追赶步伐,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对于美国而言,一个理想的状态是,中国一直被锁定在价值链的低端,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而美国牢牢占据价值链高端和高附加值环节。然而,现实的情形是,中国通过大规模的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技术进步迅速,在5G等部分高科技领域已赶超美国,在经济规模上已与美国大幅接近,并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鼓励企业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显然,中国的快速发展,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危机感。为巩固美国的霸权地位,特朗普政府希望通过贸易战和科技战来封杀中国的高科技企业,打乱中国的生产供应链,迫使大量企业特别是外资企业离开中国;指责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和产业政策,妄图打断中国行之有效的发展模式。

    美国将遏制中国的重点放在科技领域,体现在:一是签署《出口管制改革法案》,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的高新技术出口限制;二是签署《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重点防范中国企业通过投资获取美国的技术;三是2018年对5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25%的关税,此举主要针对《中国制造2025》包含的高科技产品;四是以所谓国家经济紧急状态为由,禁止美国企业使用被视为对国家安全造成风险的外国电信设备,将把华为公司及其70家附属公司列入出口管制实体名单。

    中美经贸问题对中国进出口规模、就业、经济增速以及国内投资者信心等影响有限,总体可控

    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转型步伐的加快,消费驱动经济增长的能力显著增强,出口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度急剧下降。总体上看,中美经贸摩擦对于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是有限、可控的。

    第一,中国的货物出口和贸易顺差的规模将会减少,但下降幅度有限。美国作为中国的一个主要出口市场,若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因加征关税受阻,中国的货物出口和贸易顺差毫无疑问会下降。但是,中国不会单独承担加征关税而带来的成本,而是与美国、其他国家分担福利损失。体现在:一是中国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下降必然导致中国对日本、韩国等国的中间产品进口需求减少,从而中国贸易顺差的降速会慢于对美出口;二是中国商品在美国市场仍然具有国际竞争力,美国在短期内难以找到替代商品,美国的企业和消费者将会承担较高比例的加征关税成本。

    第二,经贸摩擦和技术压制将导致中国出现失业增加、产业链转移与技术进步放慢等问题,但程度可控。表现在:一是对美出口受阻,将会导致一些出口行业的就业岗位下降。二是为规避美国加征关税的负面影响,中国企业对越南、印度的直接投资将增加,从而使中国在国际分工产业链中的调整步伐将加快。三是以美国为目标市场的部分外资企业可能选择撤资,或推迟对中国的投资计划。近年来,国内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和环保约束的增强,推动了大量中国企业“走出去”开展对外投资,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中美经贸摩擦将助推这一进程,这与中国产业升级的方向是一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的出台和推出的大幅降低外资进入壁垒的举措,将会鼓励外资进入中国,可有效对冲因经贸摩擦而引致的外商撤资风险。四是中国企业通过购买、投资等方式获取美国技术的难度会增大,但这也会激励中国政府和企业加大研发投资力度,加快自主科技创新步伐,降低对美国技术的依赖。

    第三,经贸摩擦将会导致中国高科技产品对美出口遇到较大的困难,但中国经济规模大、动力强、韧性足,经济增长率仅会有小幅下滑。中国高新技术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较弱,美国加征高额关税将导致中国输美的航空航天、造船、技术硬件、通信、电子、机械等产品的竞争力损失较大,但替代性较差的日用消费品的市场份额损失将较小。不过,经过多年的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中国经济已实现内需主导,出口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度显著削弱。2018年,中国的消费和投资的增长贡献率合计超过100%,净出口的贡献率为负值。考虑到中国的经济规模和抵御外部冲击的韧性,中美经贸摩擦不会改变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中国经济稳中有进的态势不会改变。

    第四,经贸摩擦会削弱国内投资者的信心,对股票市场的稳定性、短期资本流动和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但程度可控。中国股票市场发育程度不高,波动性较大,未能有效发挥服务实体经济和引导实体经济发展的“晴雨表”作用,2018年中美经贸摩擦确实对国内股票市场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冲击,但在目前的低股票价格指数下,股票市场继续下调的空间很小。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受阻,虽然可能导致中国贸易顺差将大幅度减少,甚至出现逆差,但中国巨额的外汇储备和有效的资本项目管制措施将会提供强有力的缓冲力量,预计不会出现短期的大规模资本外逃问题,人民币汇率将会维持总体稳定。

    理性、务实和节制地反制美国的经贸霸凌行为,加快经济结构转型,坚定扩大对外开放,构建多元化、可持续的对外经贸关系

    首先,从中国长远利益出发,理性、务实和节制地反制美国的经贸霸凌行为。鉴于双方经贸摩擦的长期性、反复性和尖锐性,中方在应对时要有理性认识和思想准备,尤其是对于美方漫天要价的行为要坚决抵制。例如,中方坚决不能接受在短期内(如未来2-3年内)逐年增加采购1000亿美元美国商品的要求。原因在于,在美国对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管制的条件下,中国可选择的商品种类非常有限,如农产品、芯片、飞机和能源,且美国的供给能力有限。如此大规模采购要求显然违背市场经济原则,会造成中国财政资金的巨大浪费(大量资金用于不需要的商品上)。而且,美国制裁华为给予我们的一个警示是,美国不是一个可靠、安全的供应者。即使在贸易协议达成后,中国也应避免对美国供应链的过度依赖。例如,中国未来从美国油气的进口规模不能过大,其份额不能超过15%-20%的安全水平,否则,美国一旦实施油气禁运将会对中国能源供应安全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对于中国而言,与其通过采购大规模不需要的美国商品来降低贸易顺差,不如采取加征进出口关税(美方征收进口关税、中方征收出口关税)、实行出口管制等反制措施,后者给中国带来的福利损失明显低于前者。同时,考虑到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大,在加征关税等反制措施方面,中国应根据国内相关商品的供需状况适度反制。中国将建立的“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将对不遵守市场规则、背离契约精神、出于非商业目的对中国企业实施封锁或断供的美国企业,形成一定的威慑力。

    其次,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结构的转型,加快由出口导向、投资驱动向内需拉动、科技创新驱动转变。当前,在中国对美出口受阻和投资者预期不稳的条件下,实施“六稳”政策,实行适度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是非常必要的。然而,从中长期角度看,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向内需驱动和科技创新驱动转变显得更为重要和紧迫。事实上,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任何国家都没有能力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足够的市场空间。如何激发国内居民的消费需求和完善居民消费环境,进而引导中国经济实现内需驱动增长,是中国政府需要着力解决的一个重点问题。而且,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或经济体出于对中国技术进步的忌惮和防范,已大幅收紧了外资并购本国技术企业的政策,这意味着中国企业今后难以通过跨境并购方式来获取先进技术。因此,如何激发企业的科技创新动力、吸引国内外高端人才和实现科技成果转化,是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最后,坚定扩大对外开放,构建多元化、可持续的对外经贸关系。美国政府对华为实施的断供行为,意图是利用其在全球经济科技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将华为逐出现行主流的科技网络体系。同理,美国也企图通过经贸摩擦将中国孤立起来,隔离于全球经贸体系之外。因此,中国要想打赢贸易战,一个充要条件是,要更为深入地融入世界经济,与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各国企业建立密切的业务联系,才能挫败美国政府孤立和封锁中国高科技产业乃至中国经济的企图。为此,中国要加快对外开放步伐,大幅降低外资进入壁垒,着力改善国内营商环境,大力吸引外资特别是技术含量高的企业入驻,以对冲因经贸摩擦流出中国的资本。中国应加大市场开放力度,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口更多的商品,为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作出贡献。中国应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建立多元化、可持续的对外经贸合作关系。同时,中国应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WTO改革,商谈多、双边贸易投资协定,助推建立开放、公平、科学的国际经贸规则。